大树底下小树长不好
张宗麟先生原是晓庄学校的生活指导老师。1932年暑假，他约戴自俺一起去广西桂林师范工作。戴自俺在晓庄追随张先生学习幼儿教育，现在能跟老师去“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工作，禁不住心驰神往，立即欣然同意。事隔几天，陶行知先生约戴自俺谈话：“现在河南需要一个人，你愿意去吗?”“到河南去干什么?”“一所省立省乡村师范要请我们派一位晓庄同志去担任研究实验部主任。原是请张宗麟先生去的，他将去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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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终于明白——我，要靠自己!
于是，我养成了独立记作业的习惯，并且每次把作业都完成地很好，有一次，我还帮我同桌记一下作业。
于是，我学会了自觉学习，主动做题。办公室里也经常有了我的身影，有一次期中考试，我考了全班数学第一!
于是，我变得勤劳，勤奋。我不仅学会了做饭、洗衣服，而且在学习上也变得独立，主动。
陶行知老师说的真好：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是啊，自己，才是最靠得住的人!
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后记
陶行知的教育故事 篇16作为一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教育思想家，陶行知先生以睿智的目光、博大的胸怀，倡导并实践了爱的教育，他爱教育，爱学校，爱学生，称学生和学校为“爱人”，令人耳目一新，也给我很大的启示。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论。“教学做合一”用陶行知的话说，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真学。”他用种田为例，指出种田这件事，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由此他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值得指出的是：“教学做合一”的“做”与杜威“从做中学”的“做”是有区别的。首先，陶行知所说的“做”是指“劳力上劳心”，反对劳力与劳心脱节。“‘做’字在晓庄有个特别定义。这定义便是在劳力上劳心。单纯的劳力，只是蛮干，不能算做，单纯的劳心，只是空想，也不能算做，真正的做只是在劳力上劳心。”其次这个“做”亦是“行是知之始”的“行”。陶行知指出：“教学做合一既以做为中心，便自然而然地把阳明先生的见解颠倒过来，成为‘行是知之始’，‘重知必先重行’。”他认为“有行的勇气才有知的收获”。可见陶行知的“做”是建立在“行”的基础上，是以“行”求知，强调“行”是获得知识的源陶行知特别重视生活教育的作用，他把生活教育当作改造中国教育、社会的唯一出路。在陶行知看来，有了生活教育就能打破“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传统旧教育;有了生活教育，就能“随手抓来都是学问，都是本领”，接受了生活教育就能“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陶行知把生活教育当作衡量教育、学校、书本甚至一切的标准。他说：“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
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